
期刊简介
《法医学杂志》(CN 31-1472/R,ISSN 1004-5619)创刊于1985年7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主管、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主办,是我国第一本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级法医学专业学术刊物。本刊创刊时为每期48页季刊,1996年改为每期64页,2005年改为每期80页,2006年变更为每期80页双月刊。2009年起正文纸张由80克双胶纸改为80克UPM雅光纸,采用了图文混排方式。
《法医学杂志》的办刊宗旨为:提供法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等信息,为维护司法公正、贯彻依法治国的方略服务,促进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和本学科的发展。
《法医学杂志》刊登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医病理学、法医临床学、法医物证学、司法精神病学、法医毒理学、法医昆虫学和毒(药)物分析、医疗纠纷、医疗事故的法医学鉴定以及交通事故鉴定等现代司法鉴定科学方面的最新成果和动态。既刊登大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大型项目资助的创新性科研成果,也刊登许多对实际鉴定工作大有帮助的实用性技术和经验交流类文章,全面地为法医工作者提供科研、教学、检案等方面的新动向、新进展、新技术、新经验。
开设的栏目有:研究论著、技术与应用、案例分析、经验交流、医疗纠纷、疑难案例报道、综述、专题讲座和教育培训等。
主要作者和读者群为: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系统等部门的法医工作者,各类司法鉴定机构中的法医学鉴定人,高校法医院系、法律系的师生,卫生医疗单位的医务人员和法律工作者。
本刊编辑部多年来奉行高水平、高质量、高品位的办刊方针,在办刊中严格执行有关国家标准和规范以及审校制度,编辑人员对稿件的处理精益求精。录用文章学术水平高,实用性强,栏目内容丰富,版面设计合理,图表制作精确,印刷装帧精良,深受法医学界专业人员、高校师生及司法鉴定领域中相关人员的欢迎和认可。为促进法医学学科发展、提高本学科的科研和检案水平以及法医学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刊自1997年被美国生物医学文献资料数据库MEDLINE收录,是中国第一也是目前唯一一本进入该数据库的法医学类期刊。自1999年起陆续被《万方数据》、《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等全文收录;被全国医学综合性检索工具《中文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列为核心期刊收录;获首届《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奖。2008年起本刊被确定为荷兰医学文摘(EMBASE)数据库收录期刊和中国《全国报刊索引》核心期刊。2009年被“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2011年被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收录。2012年被Elsevier公司二次文献数据库(Scopus)收录。2013年 超星数字期刊。2015年 第四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武大版)(2015-2016)》中,被评为“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2016年4月《法医学杂志》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AMI)》的引文数据库收录为来源刊;10月,获准加入WHO西太平洋区医学索引(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Index Medicus, WPRIM)。
根据期刊引证报告最新统计,《法医学杂志》影响因子逐年上升,目前在法医学类期刊中,其影响因子名列榜首。
编制不是越少越好 关键要用在“刀刃上”
时间:2023-04-13 15:48:29
最近,随着最新一轮机构改革方案在全国两会期间正式亮相,与机关编制相关的消息很受各界关注。其中,“精减5%中央国家机关人员编制”这一具体数字,一经披露便引发大量讨论。作为一名曾在中央某部委工作十多年,不久之前刚刚告别体制、进入企业工作的人,看到这则新闻,我不由得百感交集。这是因为,在为期不短的公务员生涯中,我对所在部委的人力资源分配情况既有切身体会,也有一些思考与观察。
说到精减编制,一直存在彼此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在许多民众的印象中,中央国家机关的岗位是令人羡慕的“金饭碗”,现有编制已经给国家财政造成了不小的负担;但另一方面,如果问起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公务员,尤其是年轻公务员的工作强度,恐怕没有几个人不喊忙。就个人经历而言,从进入部委到离开部委,加班一直是我和同事的家常便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反对精减编制,恰恰相反,很多时候,忙碌的原因并非人手不足,而是不尽合理的工作安排,导致各个部门工作效率降低。
倘若不对工作效率加以优化、确保每个编制对应的资源都能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不要说精减编制,就算再增加5%的编制,人也不够用。事实上,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许多处室都存在“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的尴尬局面。
同在一个处室、同样占着一个编制,不同处员承担的工作量可能极不均衡,其工作态度也可能天差地别。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某些暂未担任领导岗位的处员级别太高,以至于本处领导“使唤不动”;也可能是某些干部升迁到一定级别后失去奋斗动力,产生“躺平”的不良心态。这种局面,既导致了人员编制的空转与浪费,也对那些有心干事创业的干部不公平,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如今,中央提出要精减编制,需要被精减的当然不是那些积极履职的“高效编制”,而应是那些人浮于事的“无效编制”。
理想情况下,“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的现象,理应受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机制约束,但在实践中,中央部委的干部从科员晋升到正处级非领导职务,往往只需按部就班,只要不犯大的错误,被淘汰的可能性很小。诚然,公务员的管理方式不能简单和企事业单位对标,但想要更好地精兵简政,无疑应当设法优化考核标准,真正实现“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
在我的工作经验中,除了干部工作贡献不均,降低处室工作效率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不必要或低效率的任务太多。长期以来,各级有关部门都反复强调要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破除“文山会海”“过度留痕”,但在实际工作中,依然有开不完的会,报不完的文件。很多时候,领导也会布置极具实际意义的调研工作,这类工作如果能够做好,是有利于提高整体工作效率的。但是,面对一些相对敏感尖锐的问题,下级干部在提交调研结果时,常常会在有意无意间迎合领导、报喜不报忧,领导得不到准确信息,不能及时采取优化措施,导致问题被留了下来,之后又不得不再次调研。这种低效率的循环,也是对人力资源的一种虚耗。
再说说政府雇员的作用。此前,在社会与学界讨论政府机关精减编制时,不乏声音指出:用好政府雇员,可以有效填补减编后的人力缺口,以更低成本完成同等工作。在离职前几年,我所在的处一直有多名雇员,从人数上看很是宽裕。但是,受到雇员招录方式影响,一些雇员和领导“沾亲带故”,很少有人敢给他们布置“急难险重”的任务。另外,由于多数雇员未经涉密培训,一些跑腿、复印之类的工作,虽然技术含量不高,但因为带有密级,他们也无法承担。如果政府雇员制度能够进一步完善,多分担一些辅助工作,使国家公务员能专注于更加重要的事务,也有利于精减机关部委编制。
说到底,编制既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应该合理规划,“好钢用在刀刃上”。通过优化制度,把机关部委的工作效率提上来,自然能“节省”出更多编制资源,我想这也正是国家强调精减编制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