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简介
《法医学杂志》(CN 31-1472/R，ISSN 1004-5619)创刊于1985年7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主管、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主办，是我国第一本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级法医学专业学术刊物。本刊创刊时为每期48页季刊，1996年改为每期64页，2005年改为每期80页，2006年变更为每期80页双月刊。2009年起正文纸张由80克双胶纸改为80克UPM雅光纸，采用了图文混排方式。
《法医学杂志》的办刊宗旨为：提供法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等信息，为维护司法公正、贯彻依法治国的方略服务，促进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和本学科的发展。
《法医学杂志》刊登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医病理学、法医临床学、法医物证学、司法精神病学、法医毒理学、法医昆虫学和毒(药)物分析、医疗纠纷、医疗事故的法医学鉴定以及交通事故鉴定等现代司法鉴定科学方面的最新成果和动态。既刊登大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大型项目资助的创新性科研成果，也刊登许多对实际鉴定工作大有帮助的实用性技术和经验交流类文章，全面地为法医工作者提供科研、教学、检案等方面的新动向、新进展、新技术、新经验。
开设的栏目有：研究论著、技术与应用、案例分析、经验交流、医疗纠纷、疑难案例报道、综述、专题讲座和教育培训等。
主要作者和读者群为：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系统等部门的法医工作者，各类司法鉴定机构中的法医学鉴定人，高校法医院系、法律系的师生，卫生医疗单位的医务人员和法律工作者。
本刊编辑部多年来奉行高水平、高质量、高品位的办刊方针，在办刊中严格执行有关国家标准和规范以及审校制度,编辑人员对稿件的处理精益求精。录用文章学术水平高，实用性强，栏目内容丰富，版面设计合理，图表制作精确，印刷装帧精良，深受法医学界专业人员、高校师生及司法鉴定领域中相关人员的欢迎和认可。为促进法医学学科发展、提高本学科的科研和检案水平以及法医学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刊自1997年被美国生物医学文献资料数据库MEDLINE收录，是中国第一也是目前唯一一本进入该数据库的法医学类期刊。自1999年起陆续被《万方数据》、《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等全文收录;被全国医学综合性检索工具《中文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列为核心期刊收录;获首届《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奖。2008年起本刊被确定为荷兰医学文摘(EMBASE)数据库收录期刊和中国《全国报刊索引》核心期刊。2009年被“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2011年被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收录。2012年被Elsevier公司二次文献数据库(Scopus)收录。2013年 超星数字期刊。2015年 第四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武大版)(2015-2016)》中，被评为“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2016年4月《法医学杂志》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AMI)》的引文数据库收录为来源刊;10月，获准加入WHO西太平洋区医学索引(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Index Medicus, WPRIM)。
根据期刊引证报告最新统计，《法医学杂志》影响因子逐年上升，目前在法医学类期刊中，其影响因子名列榜首。
当医疗安全遭遇考核压力：评审制度如何重塑临床决策逻辑
时间：2025-06-24 15:31:40
在三级医院评审标准实施九年来首次大修的背景下，医疗界正经历着“以评审指标重塑医疗行为”的深层变革。2020年版评审标准将448条监测指标中的20项直接关联医务人员临床实践，这种将医生个体行为与医院等级挂钩的考核体系，正在悄然改变着治疗室里的每一次决策。
一、评审政策收紧的蝴蝶效应
“手术并发症率”“围术期死亡率”等指标被纳入医院评级核心考核项后，医生决策天平开始向风险规避倾斜。某三甲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坦言：“开颅手术的并发症可能影响全科绩效，但保守治疗即使效果欠佳，也不会直接触发数据警报。”这种压力传导在出血量30ml以下的脑出血病例中尤为明显——尽管保守治疗需要4-8周血肿吸收期，期间患者可能面临颅高压、肢体瘫痪等风险，但规避手术风险已成为科室共识。
评审制度设计的初衷本是为提升医疗质量，但当“低并发症率”与“高治愈率”在考核体系中存在天然冲突时，医生往往选择前者。这就像要求司机同时达成“零剐蹭事故”和“最短通勤时间”，最终只能以降低车速换取表面安全。
二、保守治疗的双刃剑困境
在考核指标驱动下，非侵入性治疗正从医疗选择演变为安全策略。对于合并糖尿病或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保守治疗确实能避免手术切口愈合不良等问题，但当这种选择扩展到60%以上适应症边缘病例时，医疗风险开始发生质变。数据显示，保守治疗组肺部感染发生率较手术组高出23%，长期卧床导致的深静脉血栓形成风险增加17%。
更隐秘的风险在于治疗时机的错失。脑出血患者在急性期使用甘露醇控制脑水肿时，血肿扩大的监测窗口往往只有72小时。但在实际操作中，为维持“非手术率”考核指标，部分医生会延迟手术评估时间，导致30%的潜在手术受益者错过最佳干预时机。
三、决策权异化的三角博弈
当医事父权主义遭遇行政化考核，患者自主权在决策体系中进一步边缘化。面对脑出血患者家属的手术签字要求时，医生常以“医院评审不允许过高手术指征”为由进行劝导。这种将制度约束转化为专业权威的沟通策略，使得68%的患者家庭最终接受保守治疗方案。
在武汉某医院试点的新型决策模型中，智能系统会根据患者出血量、年龄、基础疾病自动生成治疗建议。但算法权重设置暴露了制度偏好——手术风险评估系数是保守治疗的1.7倍，这种数字化的谨慎正在重塑临床思维模式。
四、反向效应的形成机制
评审制度引发的保守治疗潮，实质是医疗系统对政策信号的应激反应。当医务人员职称评定明确要求“扎根防病治病一线”时，医生不得不在治疗安全与职业发展间寻找平衡点。高龄患者治疗选择最能体现这种矛盾：虽然手术可更快恢复神经功能，但选择保守治疗既能规避围术期死亡风险，又能通过长期康复治疗积累“服务量”考核数据。
这种机制催生了新型医疗风险转移模式——将急性期风险转化为慢性期管理。在南京某三甲医院的病案分析中，38%的保守治疗患者最终因并发症导致住院周期延长，但这部分数据被归入“慢性病管理质量”考核模块，反而成为医院精细化管理的正面案例。
五、破局之路：建立弹性评价体系
破解评审制度与医疗安全悖论的关键，在于建立三维评价模型：将治疗效果按急性期、康复期、预后生活质量分层评估；设立手术获益指数（SBI），综合患者年龄、基础疾病、功能恢复潜力等变量；引入治疗决策溯因机制，对合理的手术风险给予制度容错空间。
某省卫健委试点的“治疗价值评估系统”值得借鉴：系统自动对比患者实际治疗方案与国内外指南推荐路径的吻合度，对因合理手术风险导致的并发症予以数据清洗。试点医院的手术适应证执行率三个月内提升24%，而并发症率仅上升3.2%。这证明当考核体系能区分“技术风险”与“决策风险”时，医生才能重拾治疗勇气。
医疗评审制度的进化方向，应是成为临床决策的“导航仪”而非“限速器”。在质量与安全的天平上，需要为医学应有的冒险精神保留合理空间——毕竟，医生真正的考核指标，应该刻在患者康复后的生命质量里，而不是停留在统计报表的数字游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