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简介
《法医学杂志》(CN 31-1472/R，ISSN 1004-5619)创刊于1985年7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主管、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主办，是我国第一本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级法医学专业学术刊物。本刊创刊时为每期48页季刊，1996年改为每期64页，2005年改为每期80页，2006年变更为每期80页双月刊。2009年起正文纸张由80克双胶纸改为80克UPM雅光纸，采用了图文混排方式。
《法医学杂志》的办刊宗旨为：提供法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等信息，为维护司法公正、贯彻依法治国的方略服务，促进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和本学科的发展。
《法医学杂志》刊登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医病理学、法医临床学、法医物证学、司法精神病学、法医毒理学、法医昆虫学和毒(药)物分析、医疗纠纷、医疗事故的法医学鉴定以及交通事故鉴定等现代司法鉴定科学方面的最新成果和动态。既刊登大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大型项目资助的创新性科研成果，也刊登许多对实际鉴定工作大有帮助的实用性技术和经验交流类文章，全面地为法医工作者提供科研、教学、检案等方面的新动向、新进展、新技术、新经验。
开设的栏目有：研究论著、技术与应用、案例分析、经验交流、医疗纠纷、疑难案例报道、综述、专题讲座和教育培训等。
主要作者和读者群为：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系统等部门的法医工作者，各类司法鉴定机构中的法医学鉴定人，高校法医院系、法律系的师生，卫生医疗单位的医务人员和法律工作者。
本刊编辑部多年来奉行高水平、高质量、高品位的办刊方针，在办刊中严格执行有关国家标准和规范以及审校制度,编辑人员对稿件的处理精益求精。录用文章学术水平高，实用性强，栏目内容丰富，版面设计合理，图表制作精确，印刷装帧精良，深受法医学界专业人员、高校师生及司法鉴定领域中相关人员的欢迎和认可。为促进法医学学科发展、提高本学科的科研和检案水平以及法医学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刊自1997年被美国生物医学文献资料数据库MEDLINE收录，是中国第一也是目前唯一一本进入该数据库的法医学类期刊。自1999年起陆续被《万方数据》、《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等全文收录;被全国医学综合性检索工具《中文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列为核心期刊收录;获首届《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奖。2008年起本刊被确定为荷兰医学文摘(EMBASE)数据库收录期刊和中国《全国报刊索引》核心期刊。2009年被“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2011年被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收录。2012年被Elsevier公司二次文献数据库(Scopus)收录。2013年 超星数字期刊。2015年 第四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武大版)(2015-2016)》中，被评为“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2016年4月《法医学杂志》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AMI)》的引文数据库收录为来源刊;10月，获准加入WHO西太平洋区医学索引(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Index Medicus, WPRIM)。
根据期刊引证报告最新统计，《法医学杂志》影响因子逐年上升，目前在法医学类期刊中，其影响因子名列榜首。
论文与医术：医生的价值谁来定？
时间：2025-08-07 17:40:35
在中国医疗体系中，职称评审如同一把标尺，衡量着医生的专业价值与职业发展路径。然而，这把标尺的刻度是否真正对准了医疗工作的核心——临床能力？以贵州为代表的地区医生群体中，普遍存在一种质疑：当论文数量成为晋升的硬通货，医术本身是否被异化为次要指标？
科研焦虑与临床实践的割裂
数据显示，69.74%的医师认为“科研、发论文压力大”，而55.56%的人同时面临繁重的业绩考核任务。这种压力背后，是职称评审体系的量化偏好——通过论文影响因子、SCI收录数量等“可视化”指标，替代了对复杂临床能力的系统性评估。例如，某三甲医院要求主任医师晋升必须发表4篇以上论文，其中至少1篇被SCI收录，2篇被Medline收录。这种标准下，一名擅长疑难病例处理的医生，可能因论文数量不足而止步于职业上升通道。
更值得反思的是，临床工作与科研要求的矛盾已形成恶性循环。医生平均每天仅能分配1.47小时给科研，却需完成7.77小时的门诊工作。这种时间分配失衡，迫使部分医生选择论文代写或数据造假，甚至催生出“论文外包工厂”的灰色产业链。
临床能力评估的探索与困境
近年来，政策层面已开始调整。部分地区的评审体系尝试引入“临床能力综合运用素质”指标，例如通过病案分析、手术录像评估等替代传统论文考核。这种转变旨在纠正“科研水平等同于临床学术水平”的片面认知，但实际操作中仍面临两大挑战：
1.标准化难题：临床能力的评价需要多维度的观察，如医患沟通、应急决策等软技能，远比对论文影响因子的统计复杂；
2.惯性阻力：长期形成的“论文崇拜”文化，使得部分评审专家仍倾向于依赖易量化的科研指标。
经济压力与职业价值的错位
职称评审标准不仅关乎职业晋升，更直接牵动医生的收入水平。调查显示，月收入过万的医生不足30%，57.5%的人认为收入与付出严重不匹配。当论文成为加薪的敲门砖，医生群体难免陷入“为职称而科研”的功利循环。更讽刺的是，65.58%的医生认为当前医疗服务定价偏低，与社会普遍抱怨的“看病贵”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经济层面的扭曲，进一步放大了评审标准对医生行为导向的影响。
重建评价体系的三个维度
要破解论文与医术的权重之争，可能需要从制度设计底层重构逻辑：
动态平衡机制：借鉴工程系列职称评审中“学历与业绩并重”的思路（如基层技术人员可放宽学历要求），对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适当降低论文权重；
分类评审标准：区分科研型与临床型医师的晋升路径，后者可强化病例库建设、患者满意度等实践指标；
透明化流程：参考内蒙古等地“逐级申报、信息公示”的评审管理模式，减少人为干预空间，让评审标准回归能力本位。
医生的价值，终究应以患者生命质量的提升来定义。当一位贵州县级医院的医生，因深夜抢救成功危重患者却因缺少SCI论文而无法晋升时，现行评审标准是否已偏离了医疗行业的初心？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未被计入考核的急诊室灯光下、患者康复后的笑容里。改革不是否定科研的意义，而是让论文与医术各归其位——前者推动医学进步，后者守护人间冷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