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简介
《法医学杂志》(CN 31-1472/R，ISSN 1004-5619)创刊于1985年7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主管、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主办，是我国第一本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级法医学专业学术刊物。本刊创刊时为每期48页季刊，1996年改为每期64页，2005年改为每期80页，2006年变更为每期80页双月刊。2009年起正文纸张由80克双胶纸改为80克UPM雅光纸，采用了图文混排方式。
《法医学杂志》的办刊宗旨为：提供法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等信息，为维护司法公正、贯彻依法治国的方略服务，促进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和本学科的发展。
《法医学杂志》刊登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医病理学、法医临床学、法医物证学、司法精神病学、法医毒理学、法医昆虫学和毒(药)物分析、医疗纠纷、医疗事故的法医学鉴定以及交通事故鉴定等现代司法鉴定科学方面的最新成果和动态。既刊登大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大型项目资助的创新性科研成果，也刊登许多对实际鉴定工作大有帮助的实用性技术和经验交流类文章，全面地为法医工作者提供科研、教学、检案等方面的新动向、新进展、新技术、新经验。
开设的栏目有：研究论著、技术与应用、案例分析、经验交流、医疗纠纷、疑难案例报道、综述、专题讲座和教育培训等。
主要作者和读者群为：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系统等部门的法医工作者，各类司法鉴定机构中的法医学鉴定人，高校法医院系、法律系的师生，卫生医疗单位的医务人员和法律工作者。
本刊编辑部多年来奉行高水平、高质量、高品位的办刊方针，在办刊中严格执行有关国家标准和规范以及审校制度,编辑人员对稿件的处理精益求精。录用文章学术水平高，实用性强，栏目内容丰富，版面设计合理，图表制作精确，印刷装帧精良，深受法医学界专业人员、高校师生及司法鉴定领域中相关人员的欢迎和认可。为促进法医学学科发展、提高本学科的科研和检案水平以及法医学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刊自1997年被美国生物医学文献资料数据库MEDLINE收录，是中国第一也是目前唯一一本进入该数据库的法医学类期刊。自1999年起陆续被《万方数据》、《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等全文收录;被全国医学综合性检索工具《中文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列为核心期刊收录;获首届《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奖。2008年起本刊被确定为荷兰医学文摘(EMBASE)数据库收录期刊和中国《全国报刊索引》核心期刊。2009年被“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2011年被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收录。2012年被Elsevier公司二次文献数据库(Scopus)收录。2013年 超星数字期刊。2015年 第四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武大版)(2015-2016)》中，被评为“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2016年4月《法医学杂志》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AMI)》的引文数据库收录为来源刊;10月，获准加入WHO西太平洋区医学索引(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Index Medicus, WPRIM)。
根据期刊引证报告最新统计，《法医学杂志》影响因子逐年上升，目前在法医学类期刊中，其影响因子名列榜首。
医生职称制度改革：打破利益藩篱，重塑医疗价值
时间：2025-05-29 10:22:00
当前，我国医疗体系正面临一场深刻的变革，而医生职称制度作为影响医疗资源配置的核心环节，其改革已成为医改的关键突破口。现有制度下，医生收入与职称强绑定，导致临床能力与报酬脱节的现象普遍存在——部分医生为发表论文、争取课题而分散精力，甚至出现“手术台上不如实验室里吃香”的扭曲激励。这种机制不仅加剧了医疗资源的结构性矛盾，更成为制约医疗服务质量提升的隐形枷锁。
既得利益群体的博弈困局
改革的首要阻力来自现有职称体系的受益者。高级职称医生往往掌握着评审话语权，其学术地位与薪资待遇深度绑定，形成稳固的利益闭环。某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的案例颇具代表性：从医35年的资深专家，收入仍高度依赖职称等级而非临床贡献。这种“以职称论英雄”的分配模式，使得既得利益群体本能地维护现有规则。更复杂的是，部分地区评审过程还掺杂人际关系等非专业因素，进一步固化了阶层壁垒。打破这种“自我强化”的循环，需要建立更具包容性的过渡机制，例如设置职称与临床岗位并行的双轨制薪酬体系。
评价标准重构的技术挑战
取消职称工资并非简单减法，而是需要建立更精细的替代方案。上海等地试点显示，临床能力评估需突破“可量化”与“人性化”的二元对立——既要有手术量、治愈率等硬指标，也要纳入多维度评价：比如将疑难病例处置能力拆解为决策树模型，用AI分析诊疗路径的合理性；患者满意度调查则需设计防干扰机制，避免“讨好型医疗”的偏差。值得注意的是，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医生收入差距可达3倍以上，这意味着新标准必须包含地区经济系数等动态调节因子，防止“一刀切”造成新的不公。
财政压力的传导效应
绩效主导的改革看似提升效率，实则对财政体系提出更高要求。当70%的医生年收入不足10万元时，转向以临床贡献为核心的薪酬体系，短期内必然要求财政加大投入。这如同给行驶中的汽车更换发动机——既需保证现有体系运转不中断，又要为新技术系统预留油路。可行的路径可能是分阶段置换：先将30%的职称工资转化为绩效浮动池，同步建立医保支付与医生服务价值的直接联动机制，待系统成熟后再逐步扩大比例。
患者视角的价值回归
改革的终极目标应指向医疗本质的重塑。在某试点医院，将术后康复周期纳入医生考核后，不仅患者二次入院率下降12%，医患沟通时间也显著增加。这种改变揭示了一个朴素真理：当评价体系开始奖励那些耐心解释用药禁忌的医生，而不仅是发表SCI论文的专家时，医疗服务的温度自然回升。值得注意的是，患者满意度指标需要警惕“快餐式医疗”陷阱——不能简单以接诊速度为衡量标准，而应建立包含疗效持续性、费用透明度等在内的立体化评价矩阵。
这场改革犹如在血管密布的人体上进行器官移植，既要精准切除病灶，又要确保生命体征平稳。从国际经验看，成功案例往往具备三个特征：评价标准像CT扫描般清晰可辨、激励机制如心脏起搏器般反应灵敏、过渡方案似人工心肺机般承前启后。当医生们不再为职称论文熬夜赶工，而是为患者的微笑全力以赴时，中国医改才算真正触及了制度创新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