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简介
《法医学杂志》(CN 31-1472/R，ISSN 1004-5619)创刊于1985年7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主管、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主办，是我国第一本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级法医学专业学术刊物。本刊创刊时为每期48页季刊，1996年改为每期64页，2005年改为每期80页，2006年变更为每期80页双月刊。2009年起正文纸张由80克双胶纸改为80克UPM雅光纸，采用了图文混排方式。
《法医学杂志》的办刊宗旨为：提供法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等信息，为维护司法公正、贯彻依法治国的方略服务，促进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和本学科的发展。
《法医学杂志》刊登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医病理学、法医临床学、法医物证学、司法精神病学、法医毒理学、法医昆虫学和毒(药)物分析、医疗纠纷、医疗事故的法医学鉴定以及交通事故鉴定等现代司法鉴定科学方面的最新成果和动态。既刊登大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大型项目资助的创新性科研成果，也刊登许多对实际鉴定工作大有帮助的实用性技术和经验交流类文章，全面地为法医工作者提供科研、教学、检案等方面的新动向、新进展、新技术、新经验。
开设的栏目有：研究论著、技术与应用、案例分析、经验交流、医疗纠纷、疑难案例报道、综述、专题讲座和教育培训等。
主要作者和读者群为：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系统等部门的法医工作者，各类司法鉴定机构中的法医学鉴定人，高校法医院系、法律系的师生，卫生医疗单位的医务人员和法律工作者。
本刊编辑部多年来奉行高水平、高质量、高品位的办刊方针，在办刊中严格执行有关国家标准和规范以及审校制度,编辑人员对稿件的处理精益求精。录用文章学术水平高，实用性强，栏目内容丰富，版面设计合理，图表制作精确，印刷装帧精良，深受法医学界专业人员、高校师生及司法鉴定领域中相关人员的欢迎和认可。为促进法医学学科发展、提高本学科的科研和检案水平以及法医学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刊自1997年被美国生物医学文献资料数据库MEDLINE收录，是中国第一也是目前唯一一本进入该数据库的法医学类期刊。自1999年起陆续被《万方数据》、《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等全文收录;被全国医学综合性检索工具《中文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列为核心期刊收录;获首届《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奖。2008年起本刊被确定为荷兰医学文摘(EMBASE)数据库收录期刊和中国《全国报刊索引》核心期刊。2009年被“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2011年被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收录。2012年被Elsevier公司二次文献数据库(Scopus)收录。2013年 超星数字期刊。2015年 第四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武大版)(2015-2016)》中，被评为“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2016年4月《法医学杂志》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AMI)》的引文数据库收录为来源刊;10月，获准加入WHO西太平洋区医学索引(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Index Medicus, WPRIM)。
根据期刊引证报告最新统计，《法医学杂志》影响因子逐年上升，目前在法医学类期刊中，其影响因子名列榜首。
科举与职称评审的历史镜鉴
时间：2025-06-20 16:19:50
选拔目的：皇权工具与专业认证的双重面相
科举制度初创于隋朝的核心动机并非单纯选拔人才，而是隋文帝为瓦解世家大族对官僚体系的垄断，强化中央集权的手段。这一制度通过考试将选官权收归中央，本质上是以知识标准取代门阀血缘，形成“学而优则仕”的政治秩序。当代职称评审制度虽脱胎于专业能力认定需求，但其背后亦隐含行政化管理逻辑：通过标准化评价体系，既实现行业人才筛选，又强化组织机构对个体的控制权。二者在“权力集中”层面存在历史基因的相似性，但科举服务于封建皇权，职称评审则更多体现现代科层制的效率追求。
评价标准：从经义禁锢到量化指标的异化
科举制度以分科考试为特征，唐代设明经、进士等常科，宋代后逐渐以儒家经典为核心，最终演变为八股取士的僵化模式。其标准看似客观，实则将知识局限于经学诠释，形成“以文衡才”的单向度评价。反观当代职称评审，虽以学术成果、工作业绩为量化指标，却衍生出“唯论文数量”“专利积分制”等新式枷锁。某高校教师为凑够核心期刊发文量，将完整研究拆分为三篇灌水论文的故事，恰似古代举子为应试将《论语》拆解成八股范文的现代翻版。这种标准异化揭示了两套制度共通的局限性：当评价体系脱离实际能力考察，工具理性便会压倒实质价值。
社会影响：流动通道与阶层固化的悖论
科举曾打破魏晋门阀政治，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但其后期录取率低至0.01%的极端竞争，反而加剧了底层知识分子陷入应试泥潭的困局。当下职称评审制度同样呈现双刃剑效应：青年教师为评教授职称熬夜申报课题的生存状态，与明清秀才皓首穷经考举人的历史图景形成跨时空呼应。更值得警惕的是，职称与科研资源、户籍福利的强关联性，正在制造新的“学术贵族”阶层——如同宋代科举中“榜下捉婿”的现代变形，催生出依托职称等级的新型社会分层。
制度改良：历史经验对现代改革的镜鉴
元明时期科举增设殿试环节，表面是皇帝亲自主持的恩荣仪式，实则为防止考官结党设计的制衡策略，这种顶层设计思维对改革职称评审中的“圈子文化”具有启示意义。清代科举因脱离实务遭诟病而增设策论考核，恰似近年工程、教育等领域推行“代表性成果替代论文”的改革尝试。历史证明，任何人才选拔制度若不能动态响应时代需求，终将沦为既得利益者的维护工具。当前部分地区试行的“职称自主评审权下放”，正是借鉴了唐代科举初期“地方贡举与中央考核结合”的灵活机制。
突围路径：重构人才评价的元逻辑
打破历史循环的关键，在于重新审视评价制度的元逻辑。科举制度存续1300年的根本，在于其建立了知识标准与权力分配的合法化通道，而当代职称评审的深层矛盾，源于将专业能力评价与资源分配过度捆绑的体制惯性。或许可借鉴汉代察举制中的“特科”智慧，在常规职称体系外设立破格通道，让重大技术突破、社会服务贡献等非量化指标获得制度性认可。毕竟，当张衡的地动仪发明放在今日，或许会因为“未达到发明专利数量”而被拒于教授职称门外——这种历史与现实的荒诞对照，正是制度反思的最佳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