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简介
《法医学杂志》(CN 31-1472/R，ISSN 1004-5619)创刊于1985年7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主管、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主办，是我国第一本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级法医学专业学术刊物。本刊创刊时为每期48页季刊，1996年改为每期64页，2005年改为每期80页，2006年变更为每期80页双月刊。2009年起正文纸张由80克双胶纸改为80克UPM雅光纸，采用了图文混排方式。
《法医学杂志》的办刊宗旨为：提供法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等信息，为维护司法公正、贯彻依法治国的方略服务，促进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和本学科的发展。
《法医学杂志》刊登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医病理学、法医临床学、法医物证学、司法精神病学、法医毒理学、法医昆虫学和毒(药)物分析、医疗纠纷、医疗事故的法医学鉴定以及交通事故鉴定等现代司法鉴定科学方面的最新成果和动态。既刊登大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大型项目资助的创新性科研成果，也刊登许多对实际鉴定工作大有帮助的实用性技术和经验交流类文章，全面地为法医工作者提供科研、教学、检案等方面的新动向、新进展、新技术、新经验。
开设的栏目有：研究论著、技术与应用、案例分析、经验交流、医疗纠纷、疑难案例报道、综述、专题讲座和教育培训等。
主要作者和读者群为：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系统等部门的法医工作者，各类司法鉴定机构中的法医学鉴定人，高校法医院系、法律系的师生，卫生医疗单位的医务人员和法律工作者。
本刊编辑部多年来奉行高水平、高质量、高品位的办刊方针，在办刊中严格执行有关国家标准和规范以及审校制度,编辑人员对稿件的处理精益求精。录用文章学术水平高，实用性强，栏目内容丰富，版面设计合理，图表制作精确，印刷装帧精良，深受法医学界专业人员、高校师生及司法鉴定领域中相关人员的欢迎和认可。为促进法医学学科发展、提高本学科的科研和检案水平以及法医学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刊自1997年被美国生物医学文献资料数据库MEDLINE收录，是中国第一也是目前唯一一本进入该数据库的法医学类期刊。自1999年起陆续被《万方数据》、《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等全文收录;被全国医学综合性检索工具《中文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列为核心期刊收录;获首届《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奖。2008年起本刊被确定为荷兰医学文摘(EMBASE)数据库收录期刊和中国《全国报刊索引》核心期刊。2009年被“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2011年被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收录。2012年被Elsevier公司二次文献数据库(Scopus)收录。2013年 超星数字期刊。2015年 第四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武大版)(2015-2016)》中，被评为“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2016年4月《法医学杂志》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AMI)》的引文数据库收录为来源刊;10月，获准加入WHO西太平洋区医学索引(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Index Medicus, WPRIM)。
根据期刊引证报告最新统计，《法医学杂志》影响因子逐年上升，目前在法医学类期刊中，其影响因子名列榜首。
医生评审新规：进步还是枷锁？
时间：2025-08-12 17:34:52
近年来，我国医疗体系改革不断深化，一系列医生评审新规的出台引发行业震动。这些政策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试图通过标准化考核提升医疗质量，又因执行中的刚性要求让医务人员背负沉重压力。这场围绕职业发展的博弈，究竟会推动医疗行业进步，还是成为阻碍人才发展的枷锁？
政策初衷：从粗放管理到精细化的必然转型
新规要求医生每年完成至少100份病例分析报告并通过专家评审，本质上是对医疗质量安全薄弱环节的针对性补强。国家卫健委在《全面提升医疗质量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医疗机构需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管理方式需从粗放式过渡到精细化。这种转变类似于制造业中的ISO认证体系，通过标准化流程倒逼服务质量提升。北京老年医院副院长倪如暘指出，多学科协作模式能打破传统学科壁垒，为患者提供一站式诊疗服务。数据显示，北京协和医院试点质量挂钩绩效后，不合理检查率下降32.7%，患者满意度提升18.5%，印证了规范化评审对医疗质量的促进作用。
现实困境：考核指标与临床实践的脱节
然而，政策落地后却暴露出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商洛市商州区推行的末位淘汰制，将季度排名与诫勉谈话、停职等处罚直接挂钩，这种“丛林法则”式的考核让基层医生疲于应付。一位主治医师透露，其绩效工资从1.5万元骤降至7000元，收入缩水与工作量增加形成鲜明对比。更值得警惕的是，机械化的病例数量要求（如100份/年）可能导致医生陷入“为报告而报告”的怪圈——就像要求教师必须批改固定数量作业，却忽视了个体病例复杂度的差异。中国医师协会2024年白皮书显示，医生平均周工作时间已达51.05小时，新规无疑给本已超负荷的工作再添枷锁。
经济压力：薪酬改革未能覆盖的隐性成本
尽管2025年《关于进一步完善公立医疗机构薪酬制度的指导意见》提出15%-40%的涨薪幅度，但实际收益被两大因素稀释：一是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导致医院营收下降，二是职称晋升通道仍存在“玻璃天花板”。乡镇卫生院医生虽获40%涨幅优待，但三甲医院青年医师的离职潮未止——2022-2023年全国8.7万名离职医生中，35岁以下者占比高达68%。这就像给马拉松选手增加负重却只提供微量补给，难以从根本上改善职业倦怠。更矛盾的是，部分医院将夜班费直接腰斩（从130元降至65元），与政策倡导的“体现劳务价值”背道而驰。
制度优化：寻找质量与人文的平衡点
破解困局需建立多维评价体系。法律层面，《劳动合同法》已明确末位淘汰不等于不胜任工作，这提示评审政策应减少简单量化排名，转而关注诊疗能力提升。实践层面，可借鉴广东省规培基地的动态调整机制，将病例评审与临床实操结合，避免“纸上谈兵”。薪酬分配上，年薪制试点显示：三甲医院科主任收入可达38-60万元，这种“以岗定薪”模式比单纯增加病例数量更能激励人才。正如抗生素不能滥用，考核政策也需针对不同层级医生开出差异化“处方”——对基层医生侧重实践技能，对专家型医生侧重疑难病例攻关。
医疗评审制度的改革，本质上是医疗体系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经阵痛。政策制定者需意识到，医生不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工，而是需要持续专业成长的知识工作者。只有当评审标准真正服务于临床价值创造，而非沦为行政管理的工具时，才能实现患者获益、医生成长、医院发展的三重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