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简介
《法医学杂志》(CN 31-1472/R，ISSN 1004-5619)创刊于1985年7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主管、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主办，是我国第一本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级法医学专业学术刊物。本刊创刊时为每期48页季刊，1996年改为每期64页，2005年改为每期80页，2006年变更为每期80页双月刊。2009年起正文纸张由80克双胶纸改为80克UPM雅光纸，采用了图文混排方式。
《法医学杂志》的办刊宗旨为：提供法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等信息，为维护司法公正、贯彻依法治国的方略服务，促进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和本学科的发展。
《法医学杂志》刊登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医病理学、法医临床学、法医物证学、司法精神病学、法医毒理学、法医昆虫学和毒(药)物分析、医疗纠纷、医疗事故的法医学鉴定以及交通事故鉴定等现代司法鉴定科学方面的最新成果和动态。既刊登大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大型项目资助的创新性科研成果，也刊登许多对实际鉴定工作大有帮助的实用性技术和经验交流类文章，全面地为法医工作者提供科研、教学、检案等方面的新动向、新进展、新技术、新经验。
开设的栏目有：研究论著、技术与应用、案例分析、经验交流、医疗纠纷、疑难案例报道、综述、专题讲座和教育培训等。
主要作者和读者群为：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系统等部门的法医工作者，各类司法鉴定机构中的法医学鉴定人，高校法医院系、法律系的师生，卫生医疗单位的医务人员和法律工作者。
本刊编辑部多年来奉行高水平、高质量、高品位的办刊方针，在办刊中严格执行有关国家标准和规范以及审校制度,编辑人员对稿件的处理精益求精。录用文章学术水平高，实用性强，栏目内容丰富，版面设计合理，图表制作精确，印刷装帧精良，深受法医学界专业人员、高校师生及司法鉴定领域中相关人员的欢迎和认可。为促进法医学学科发展、提高本学科的科研和检案水平以及法医学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刊自1997年被美国生物医学文献资料数据库MEDLINE收录，是中国第一也是目前唯一一本进入该数据库的法医学类期刊。自1999年起陆续被《万方数据》、《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等全文收录;被全国医学综合性检索工具《中文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列为核心期刊收录;获首届《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奖。2008年起本刊被确定为荷兰医学文摘(EMBASE)数据库收录期刊和中国《全国报刊索引》核心期刊。2009年被“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2011年被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收录。2012年被Elsevier公司二次文献数据库(Scopus)收录。2013年 超星数字期刊。2015年 第四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武大版)(2015-2016)》中，被评为“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2016年4月《法医学杂志》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AMI)》的引文数据库收录为来源刊;10月，获准加入WHO西太平洋区医学索引(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Index Medicus, WPRIM)。
根据期刊引证报告最新统计，《法医学杂志》影响因子逐年上升，目前在法医学类期刊中，其影响因子名列榜首。
医生评审新规：临床与科研的生死博弈
时间：2025-08-20 17:33:33
在医疗体系改革的浪潮中，2025年医生评审新规的出台引发了一场关于“临床与科研孰轻孰重”的激烈辩论。新规虽明确提出破除“唯论文”倾向，要求提交复杂病例记录、手术视频等实战材料，但实际操作中，科研指标的隐形权重仍让临床医生陷入两难：是成为手术台上的“救火队员”，还是实验室里的“论文机器”？这一矛盾背后，隐藏着对医疗本质的深刻拷问。
临床能力的“硬通货”为何遭遇贬值？
新规理论上将临床能力视为“硬通货”，例如要求主任医师年门诊量≥4000人次或主刀高难度手术≥250台。然而，现实中的评审机制仍存在隐性倾斜。某三甲医院呼吸科主任凭借发明专利直接获得10分加分，这类案例无形中传递出“科研突破优于日常诊疗”的信号。更值得警惕的是，AI初筛与专家复核结合的评审方式，可能因算法偏好而放大科研成果的量化价值，使得深耕临床但缺乏论文的医生在晋升路上举步维艰。这种“明升临床、暗推科研”的导向，犹如给马拉松选手设置短跑计时器，最终导致医疗人才评价体系的扭曲。
科研指标的“鸡生蛋”困局与临床失焦
年轻医生常陷入“没有基金难出成果，没有成果难获基金”的循环。新规虽未明确要求论文数量，但“代表作制度”中对“高影响力”的模糊定义，迫使医生将有限精力投向易量化、快产出的科研项目。例如，一篇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的价值可能被定义为“远超10篇低质量论文”，但这种比较本身就将临床与科研置于对立面。更严峻的是，二级医院或社区医生缺乏团队支持，被迫在“孤军奋战”中追赶科研指标，其结果往往是临床服务质量滑坡——就像要求厨师同时种菜，最终端出的菜品难免火候不足。患者体验的下降由此埋下伏笔：当医生忙于填写基金申请表时，问诊时间压缩、手术细节疏忽等问题便悄然滋生。
患者体验的“沉默成本”与系统风险
超负荷工作已是临床医生的普遍状态，而新规带来的附加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一现象。研究显示，医生工作压力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r=0.292]，当压力源来自与本职关联度低的科研任务时，职业倦怠率必然攀升。某县级医院推动HPV疫苗接种的案例虽被列为政策亮点，但若将此视为晋升“捷径”，可能导致公共卫生项目沦为数据游戏。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医疗资源错配：三甲医院医生为保科研优势垄断复杂病例，基层医生因学术短板失去职业信心，最终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这种分化将直接损害患者利益——就像把急救车改装成赛车，外表光鲜却丢了救命的本分。
破局之道：在钢丝上寻找平衡点
政策制定者需正视三个核心矛盾：一是“团队协作与个人评价”的冲突，建议将科研贡献按角色权重分配（如临床主导者获70%评分，协作者获30%）；二是“标准化与灵活性”的矛盾，可参照“国考”对三级医院的动态监测机制，建立临床能力实时数据库；三是“短期指标与长期价值”的博弈，需明确“高影响力”的定义包含患者生存质量、医疗成本控制等维度。对于基层医生，应强化政策承诺的“学历放宽、免论文要求”，而非让优惠条款停留在纸面。
医疗改革的终极目标不应是生产学术明星，而是培养“拿得起手术刀、写得了病例本”的实战型医生。当评审标准能真正识别那些“让慢阻肺患者少住院一次”的平凡英雄，而非仅追捧“发表顶刊论文”的学术精英时，医疗体系才能回归“治病救人”的初心。毕竟，患者从不在乎主治医生发过多少篇《柳叶刀》，只关心他能否在关键时刻——稳稳握住那把救命的手术刀。